张雪峰以前在介绍就业现状时给学生说过：
咱国家，某些单位咱们普通人就别幻想了，把自己生存的下限维持住才是现实，少走弯路就是胜利。
这就是张雪峰得罪人的地方。
老实说，今天我们国家的某些单位的某些岗位，那就业选拔就如同艾滋病传播一般，只有三种方式：血统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
因而张雪峰的“问题”就在于，他每天干的事就是苦口婆心地劝那些一米六的孩子千万别去打篮球，老老实实地扬长避短去选择最适合自己解决温饱的专业和职业；
而人日等官媒则日日夜夜煲鸡汤：“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朝一日NBA也能看到你！”（最好前缀再加个“今天，一起为梦想转发！”）………
配图不针对海霞和康辉两位老师…也不针对提及的“三代”中的第一代老一辈工人阶级在革命年代做出的贡献
其实，通过去年春夏之交被曝光的吴勇、吕旻、吕敬人的毒教材事件，过去那些曾经被新中国覆灭的封建沉渣就已被舆论泛起：山头主义，圈子文化，裙带关系，学术门阀，家室宗亲。
我是你的师父，你是我的徒弟，他是我的子女，你是谁的同门，谁又是你的连襟，他又是谁的乡党，谁又是他的朋羽……
子女，联姻，结亲，内部连萌；
指派，安插，内推，利益勾连。
长久以来，以“同室”“同乡”“同学”“同门”等为纽带的封建门阀文化，在党政机关和各界管理机构中成为了组织架构的塑成核心，悍然凌驾于党的组织意识形态之上。
通过“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直接弱化了党的领导，并“有效”对抗了层层审察，为体系式腐败提供了族群化的温床。
2021年4月，深扒方方老婆娘武汉大别墅的明德先生再立一功，挖出了大牛：陆定一家族。
陆定一曾在1966年匿名信事件中称妻子严慰冰有精神病，所以才会写一堆匿名信（而且还栽赃给王光美）想搞臭林家，林彪甚至后来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处女，闹剧一大堆…
一个精神病患者竟然能够进入作协，试问这是个什么协会，体制内大牛们的疗养院？
1966年时，陆定一的中宣部已被毛主席批评为“阎王殿”、“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遏止文化大革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阻力。
我们这代red二代，只能执政这最后的十年了。
唐小禾是陆定一第一任妻子唐义贞的二哥唐一禾的儿子，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武汉，鄂城，鹅城，那里是某些人的“老巢”，是固若金汤的碉楼。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由武汉继续向西看，「学阀」的固若金汤在巴蜀之地同样坚韧——还记得那位以死为谏的毛洪涛吗？
之后，就是自杀的毛洪涛。
这样的党组一把手更迭速度，于中国官场实在是罕见。
朗朗校园之内，校长成为一手遮天的黄四郎，书记沦为跪着要饭的马县长，谁是摆设的县衙，谁又是先判案的讲茶大堂？
“改革”，是一面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一切在“改革”名义下进行的操作，其失败都是可以被宽容的。
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昔日某一阶段的中国舆论场早已不谈巩固公有制、不谈高举马恩列斯毛、不谈坚持党的领导，那是一个各级党委沦为加里宁、沦为晁盖的时日。
如孔庆东教授所说，那时候在中国的高校，哪个教授要是在讲台上宣扬毛主席、宣扬党，那简直看起来是“有毛病”。
那么“没毛病”的是什么呢？学术组织的官僚化和学术行政的宗族化。
也就是上面我用的那个词：学阀。
学阀与军阀、财阀、门阀齐名，均是封建时代产物，理应是以工农阶级利益为上的共产党的阶级死敌，却在执政的岁月大潮中成为了党的组织体系的形态之一……
从1992年未名湖畔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院党支部书记的解万英教授，到2013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梁锡昌教授，多少纵身一跃的学术生命逝去，在控诉着中国党政分离之下学阀高校校内的污黑生态。
校长成了地头蛇，博导成了资本家，黄四郎们不再拿枪，而是纷纷戴上了博士帽。
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学阀重新拔地而起，而地方山头主义与官僚主义崛起的结果就是党委领导制的灭亡。
来一赏卷土重来的学阀士大夫们的学问与优雅：
贾平凹女儿贾浅浅“诗作”
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周百义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为人民群众打造的文字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
但是他们却淡定不乱，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这是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由高校领域延伸的，是教育市场化、医疗私有化、企业自主化，乃至到了十年前南方系新闻集团最为猖獗的顶流巅峰时，“军队国家化”都被喊上了主流媒体的台面……
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实名曝光老师性骚扰，2016年8月北师大学生发布《沉默的铁狮——2016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揭露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教授性骚扰女学生，2016年10月学生匿名举报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某性骚扰女性，2017年7月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学院张翼德老师被曝光在课堂上传播具有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意味的言论并利用考试成绩和保研名额威逼利诱女学生进行性交易，还有2020北电A廖沙性侵事件——全部不了了之。
至于前年的某网红医生铁证如山的抄袭实锤都能被“护犊子”，独立王国早已悍然成山。
在今天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各大高校早已启动了模仿西方高校的“校友捐赠制度”，通过“知名校友”（多是资本家）的捐款，搭建企业圈子和名校圈子的护城河闭环（资本家子女优先入学/优秀毕业生优先入职）。
同时。还能互相粉饰——名校需要名企的资本，名企需要名校的洗白背书——毕竟，“投资教育”是仅次于“投资慈善”的资本胭脂。
而这，也就形成了学阀和财阀的利益勾连、深度捆绑，永葆圈子和家族的精英化，即“阶级的永不降级”……
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毛主席在山上悠悠感叹：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早在建国之前驻扎陕北时，主席就以教育儿子岸英作为向全军全党警示的案例。
在延安，主席对岸英提的要求很简单：
必须去锻炼，必须下基层！
他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讷作比较，那时李讷只有五六岁，每天跟着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饭，主席的意思是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毛岸英都这么大了还要搞特殊化，难道要我这个当父亲的提醒你吗？
受到责备，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是贺老总私自给岸英的优待，怕他刚从苏联归来、吃不惯中国饭菜），但父亲的话必须要听，何况父亲的话是对的！
不论谁劝他，岸英再也到过中灶吃哪怕一次饭，坚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饭。
毛主席当时的话，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
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是血泡，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好农活。等手上老茧厚了，你才能从‘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再来上‘延安大学’吧！
后来伴随着胡宗南部的炮火驱赶，岸英再一次回到父亲身边，这时的他已经和陕北青年农民没什么区别了。
毛主席摸了摸儿子的手心，满是老茧……从不夸奖儿子的主席满意地说：
你这一手老茧啊，这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说起女儿，主席的另一个女儿李敏同样受教严格，她曾有回忆：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群众的公平，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封建复辟的反击、对革命果实付诸东流之危险的抵御。
李敏还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亲口说：
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
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说这话是在1965年，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已进行许久，而正是在前文提及的1963年的杭州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主席的建议，把干部参加劳动列为社教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只不过，“四清”运动最终效果不佳，于是又成为了主席下定决心放手发动全体群众、以大民主的形式捍卫共和国颜色的前兆………
除了李敏，李讷也曾回忆说，父亲的家教极严，经常教导女儿：
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
毛主席手书王昌龄《从军行》 ，他曾用这首诗教育李讷
同在“四清”运动开展的1963年，李讷开始给父亲写信详细剖析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和思想变化。在信中，她谈到自己在大学课程中学《庄子·秋水》后的感想。
《秋水》是一篇有名的寓言，记述的是自高自大的黄河水神河伯和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李讷读后，思想触动很大，感觉自己有的地方很像鼠目寸光的河伯，意识到自身存在着狭隘和浅薄。
接到女儿来信，毛主席看到女儿提高了思想认识，立即给李讷回了一封信：
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
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
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1965年时，主席又对女儿们提到：
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最初，李敏还悟不出这句话的深远含义，但在她独立生活以后，才领悟到这句话的内涵：
父亲担心的是，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容易使他们借助父母的地位忘乎所以，仗着父母的权势自以为是，甚至无视法律，胡作非为，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不仅会造成不良影响，还会导致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害国害民。这难道不是“一大灾难”吗！
父亲从来不主张我们都拢在他身边，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而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他从长计议，让孩子接触生活，接触群众，将来才能自立于社会，靠着他这棵“大树”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长久的。
当年，他曾给毛泽民叔叔的孩子三句赠言：‘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对我们的教育，父亲也是以此为准绳，不能因为是他的儿女就放松要求。
后来一次，主席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主动问道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笑着称赞说：
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主席严肃指出：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主席的顾虑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以子女教育为例，建国后，某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
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
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四清”运动期间，主席在北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他忧心忡忡：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也来到中国，主席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主席向金日成同志倾诉：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
随后，主席顿了顿，面情严肃地问金日成：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同志认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主席倒是给金日成鼓了鼓劲：
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又追问：
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主席回答：
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轻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
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权力的既得利益享有者，其“灾难性”很多时候不仅限于对内的脱离群众与生存状态两极化，更在于其出于对既得利益的极端维护而产生的对外立场动摇。
不论是“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还是我们习惯性地察觉所谓“体制内多反贼、多殖壬”的诡异现象，古今中外的历史已连篇交代。
他们不劳而获的先天性利益愈巨，脱离这片其父辈曾奋战打拼过的土地则愈甚，也就更容易做出出卖之举，即毛主席在党内曾警告的：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前文提到岸英，不妨就以岸英在建国后给表舅向三立的一篇回信做例——就我个人而言，真心呼吁岸英同志的这篇回信收录进校园的教科书，以及各级党校的必备教材：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都是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这些，毛主席为之战斗抗争了几近一生。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阶层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并对其大动手术刀的，并非毛主席，而是雍正。
雍正曾发动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官吏子女家族继承权力、分封垄断的现象。
但是，出身皇权体系的雍正其改革与新政注定失败。
从盛清至晚清，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被放弃的事实，终究不可逆。
进入20世纪，是毛主席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
他们依旧是官僚，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即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洞悉这些，才更能明晰历史为什么呼唤毛泽东。
在年轻时的毛主席看来，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
这三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必须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
也就是《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基于此，毛主席终其一生不相信官权，他只相信权力只有为群众掌握，国家共同体的阶级景观才不会被分化和打破。
谁人没有私心，谁人没有私欲？可是为什么他就能吐露这样的悲言：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
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昔日令氏家族在山西省内的“西山会”，苏氏家族在江西省内的“赣帮”等，在十八大后悉数被打掉。
包括卸任不久的内蒙古大员布小林——标志着乌兰夫家族完全退出了内蒙政坛（当然，并不影响乌兰夫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都彰显了党中央打掉山头、割除宗族门阀的决心。
“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设定和处理，不能缺位错位、本末倒置。”
“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压灭山头主义、割除宗亲主义，这样的组织原则打磨始于毛主席。
毛主席曾有剖析：
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时，就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批之为“山头主义”。
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和革命队伍内部又一度严重地存在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妨碍着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增强，也使得延安整风和七大在党史中的地位格外重要。
就主观原因而言，毛主席认为山头主义是由党内教育不足造成的，从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建政建国之前，党和军队的每一次重要自我革新无不带有鲜明的“去山头”、“去门阀”、“去宗亲”的色彩。
因为山头的一旦形成，一定会伴随着封建性质的地方独立王国的拔地而起，紧跟着的就会是严重的腐败和全国革命凝聚力的下降。
这在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背景下，就更加凸显危害性和大力整治的必要性。
国际反华势力呈现歇斯底里、孤注一掷的状态，美西方集团谋求转嫁内部无法承载的压力、以对华战争行为释放国内危机——百余年前如此，百余年后依然如此。
这个林凤和当时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后来的土改中毛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了土地之后，村里的党委竟然不给他饭吃。
没有办法，这位对中国工农革命有功的旧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在自杀之前其实是想过给毛主席写信的，他想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手段、阳奉阴违的懒政行为，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毛主席也曾打听过他，从北京派人来找过他们，但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他家没人了”……
多年后，林凤和的孙媳妇进一步揭露真相：
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体办事的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楼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件事。
毛主席的秘书王力曾说：
毛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972年8月，武昌，年近八旬的主席回忆：
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