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你和母亲开车外出，男友打电话来惊慌失措地说，朋友们一个小时内就要到家了但我不会烹饪鸡肉，该怎么办。你也不会，但你努力安抚男友，告诉他自己马上到家会搞定鸡肉。挂了电话，你的母亲夸奖你，“你是出色的男人管理者。”
你走在街上，有人在擦肩而过时冲你吹口哨。
你在争取升职，领导告诉你，你虽然工作能力很强，但不够有亲和力，恐怕带不好团队。
你是一名餐厅服务员，主管每天都会耳提面命嘱咐你在客人面前要时刻保持微笑和礼貌。
你是一位女性，以上场景的共同点是什么？在英国作家、记者罗斯·哈克曼（Rose Hackman）看来，它们的共同点是你在做“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世界各地的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管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感受，以对他人的感受产生积极影响，”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一书中写道，“女性被不断告知要微笑，并有义务让他人开心。女性不仅要对自己的情绪表达负责，还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哈克曼发现，这会发生在家庭中、关系中、工作中、荧幕上甚至大街上，“最终，她们通过痛苦的经历学会，如果不笑，惩罚可能随之而来。”
“情绪劳动”的概念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这个词最初被用来形容服务业从业者需要从事的一种特殊工作：他们被期待改变情绪外显方式，以影响顾客、消费者、乘客、债务人或病人的情绪感受。哈克曼最早接触这个概念是在2015年，当时她是《卫报》纽约驻站记者，她的编辑给她指派了这个选题，兴奋地表示“情绪劳动将是女性主义的新前沿”。
哈克曼一开始对此只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无聊，充满特权意味，不像是我一直想证明自己能做的那种硬核新闻。”她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采访了许多人，当这篇关于情绪劳动的文章最终于2015年11月在《卫报》发表时，她发现自己的三观已经完全被颠覆。“这是一个极度重要、硬核但被严重误解的话题。我对世界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对不平等如何复制延续的理解，都完全被改变了。”
这种共鸣不止是智识性的——哈克曼发现，情绪劳动的概念也帮助她反思了自己过往的生活。二十多岁时，她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事后回想起来，她笑称那是一段“你会在浪漫小说里读到的”经典婚姻：她是一位在意大利工作的年轻记者，他是一位美国外交官，他们邂逅，他很快就求婚了，他们一起回到美国生活。他是一个“现代男人”，也是二人关系中的主导者、决策者，她的意见、她对未来的设想和她的性别平等观念都需要为他让步。
“作为一位千禧一代女性，我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概念是性别平等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我长大、进入成年人阶段，我渐渐发现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只不过以各种各样微小隐秘的方式出现。我认为情绪劳动的概念切入了所有这些微妙的歧视和不平等的核心，最终它们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系统，将女性固定在次等位置上。”
哈克曼花了七年时间为撰写《情绪价值》进行深入调查。她阅读了大量研究，进行了几百个面对面、电话或邮件采访，采访对象跨越了社会阶层、人种、性别、经济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书中，她把收集到的故事和信息连点成线，得出一个核心结论：情绪劳动是厌女文化的关键工具之一，它将女性置于次等的、辅助性的位置上；而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情绪劳动不仅事关性别，它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和等级制地位的问题，处于社会等级下方的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经济弱势群体——被要求为上位者无偿提供情绪劳动，而情绪劳动得不到补偿的局面进一步固化了其弱势地位。
哈克曼渐渐理解了“情绪劳动是女性主义新前沿”的含义。情绪劳动的概念让我们看到了过往女性主义运动的盲点，强调了不平等问题中的交叉性：女性议题不仅只是“白人中产女性”的问题，也不仅只是如何与家庭和男人斗争的问题。公开透明地评估情绪劳动的价值，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同时给女性赋权，是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平等的世界的关键。正如《情绪价值》一书所言：
“重视情绪劳动意味着像重视男人一样重视女人，承认女人是完整的人，女人的情绪体验应当与男人一样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重视情绪劳动意味着重视我们自己，意味着相互重视。如果真的想实现全人类平等，我们就不该期待一个群体为另一个群体服务，不该期待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感受负责。这适用于女性，也适用于其他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裔群体。”01 情感劳动高度女性化且通常被低估
界面文化：几十年前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The Managed Heart）中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个概念。但你进一步拓展了这个概念来解释女性生命经验中一个非常本质性的组成部分。你是如何定义“情绪劳动”的？为何关切不平等问题的读者需要重视它？
罗斯·哈克曼：霍赫希尔德于1983年提出这个概念时，她想说明的是随着主导美国经济的行业逐渐由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服务业的绝大多数工作者被期待从事一种此前职场非常陌生的工作，那就是对工作者心灵和情感的操控。她将之等同于我们长期在私人领域习惯于看到女性所做的事，即“情感工作”（emotional work）或“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你说我拓展了这个概念，其实在社会学领域，学者们同时在研究情感工作和情绪劳动，两者的区别在于情感工作在理论上是有报酬的，情绪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当我2015年撰写那篇《卫报》报道的时候，很多网友和评论者基本上模糊了职业场景和私人场景中的情绪劳动的界限，所以我决定用更流行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作为通用词。
这两者的确就是指同一件事。当一个男人因为砍倒一棵树获得报酬，或当他在自家院子里砍倒一棵树的时候，我们不会用两个词去形容砍树这个行为。“情绪劳动”是一个性别主义如何深入语言影响我们思考的典型案例：它让女性相信她们做的事不是真正的工作，让女性认为在公共场合做的情绪劳动和在私人生活中做的情绪劳动是不一样的。
我对“情绪劳动”的正式定义是，这是一种修饰情感的工作，一个人会自发主动地从事情绪劳动，以此对他人的情感带来影响。因此一个人会对一个群体面露微笑——无论TA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只为了让那个群体感觉良好。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形式的工作是高度女性化的，有时也是种族化的。它的价值通常被低估，但这不能反驳一个事实，即情绪劳动是我们社会最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因为情绪劳动支持着家庭、社群甚至是经济的发展。
界面文化：有趣的是，霍赫希尔德其实写了另外一本书《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中文版译为《职场妈妈不下班》），但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没用过“情绪劳动”来形容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劳动。
罗斯·哈克曼：是的，她的确是在以一种非常区隔化的方式使用“情绪劳动”这个概念。我喜欢“第二轮班”这个比喻，而且我认为，情绪劳动也许可以被称为“第三轮班”。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第一轮班”显然指的是女性进入职场从事的工作。“第二轮班”指女性从事的大量家务劳动，尽管如今许多女性和她们的男性伴侣一样也有全职工作，但她们依然被期待从事绝大多数家务劳动。
情绪劳动并不完全等同于家务劳动。在私人生活领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情绪劳动。第一，情绪劳动与养育子女有关，你需要时时关注孩子的情况，照顾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找到意义感、归属感和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方式。情绪劳动也指女性为配偶（通常是男性）的付出。女性需要操心配偶的日程安排和配偶的情绪——如果对方很生气，女性被期待让对方平静下来；当对方情绪低落，女性还被期待给予鼓励。
私人生活中的第二种情绪劳动是指负责一个小共同体所有人福祉的劳动，通常这个人是家中的女性——母亲或妻子。她们需要确保家中每个人都按时吃饭，操心每个人的口味喜好和食物过敏状况。负责整个家庭福祉也意味着，尽管你知道你和丈夫一样都是有工作的人，但你需要接手家中的各种琐事，将对方解放出来。而这是我们依然在私人领域目睹严重性别不平等的其中一个原因。
界面文化：那么“情绪劳动”和“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又有什么区别？
罗斯·哈克曼：认知劳动这个词如今已经非常主流了，我也还是用私人领域的例子来说明吧。当你需操心整个家庭的福祉时，你不仅仅被期待关心别人的感受，也被期待关心他们的体验，这要求你做各种事情，你的大脑如同电脑一样高速运作，同时思考多项任务，这有时会让你觉得难以招架。因为你成为了家庭中的实际经理人和响应者，你被期待负责所有事务，如果你没能做到这一点，这会被认为是你的过失——这是认知劳动带来的压力。而你之所以要做认知劳动，是因为你要做情绪劳动。
界面文化：近年来情绪劳动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不止一本书在讨论它。除了你的书以外，杰玛·哈特莉（Gemma Hartley）的《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也在探讨女性如何承担了绝大多数情绪劳动的问题。你在书中指出，情绪劳动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学术界内部，为什么直到现在公众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罗斯·哈克曼：非常感谢你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依然在各个层面生活在父权社会中，无论政治倾向，人们都在忽视情绪劳动。你或许会以为保守主义圈层是批评“情绪劳动”概念的主力——他们确实如此，他们会说，你怎敢声称照顾情绪是一种工作？这太荒谬了！——但实际上，美国的进步主义圈层也是如此。男性非常强调工作“属于他们”，即使是工会化（unionization）也是非常男性向的。对很多人来说，承认女性在私人领域和职业领域（以及男性在职业领域）所做的情绪劳动是一种工作，会威胁到他们对生活的基本理解。
因此，我认为，虽然情绪劳动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严肃研究，但这些讨论未能渗透到主流舆论的原因，正是我们对这种工作怀有性别主义的抵触心理。如果我们开始重视这种绝大多数情况由女性从事的劳动，我们就会被迫开始重视女性。
即使现在，我们也依然在呼吁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讨论情绪劳动了？杰玛·哈特莉的那本书源自她于2017年为《时尚芭莎》写的一篇爆款文章。这说明了普通人对情绪劳动的话题真的有兴趣，而且他们能将之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女性进入了男性主导的职场，正面遭遇了各种性别偏见和关于行为处事的双重标准。无论是女律师还是女工程师，她们都发现，如果想在职场中脱颖而出，她们不仅需要出色地完成工作，表现自信，还需要表现出为他人着想，从事职场中的“第二轮班”，告诉所有人她们依然友善而端庄。而今，女性已越来越了解这些歧视和双重标准了。是的，女性可以受训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或记者，但这还不够，女性依然面对种种微妙的歧视。
而在私人生活领域，女性也依然面临巨大的双重标准——她们被期待负责小共同体的福祉、从事家务劳动，尽管她们和男性伴侣一样也有全职工作。女性意识到，她们的时间被不假思索地占用和榨取了，而男性的私人生活时间是更被保护的。
界面文化：这本书出版以来，你收到的最有意思的读者反馈是什么？
罗斯·哈克曼：许多女性读者告诉我，这本书帮助她们理解了她们在生活中目睹的许多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现象，这是我得到的最好最贴心的反馈。而我感到最惊讶的是——我其实也在这本书的开头写了——如此多的人坚持认为女性从事更多情绪劳动的原因是她们天生擅长此道。我在书中援引了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来论证，只要给予正确的激励，所有人都能做好情绪劳动，因为所有人都是关系性的动物，都能接受和给予爱。这事实上是社群和人类生存的基础。许多读者对这一点感到吃惊，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理解这本书的其他部分。
界面文化：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情绪劳动是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核心？
罗斯·哈克曼：我会说它“处于核心”（at the center），它绝对处于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核心。情绪劳动是一种根本的支持性工作，是所有事物存在的基础，甚至是工作者能够从事情绪劳动的前提。情绪劳动在如此多的行业中都占据核心位置。
然而，因为情绪劳动和从事情绪劳动的人不被重视，情绪劳动工作者的报酬过低。我们以情感神圣无价的名义利用了情绪劳动，我们贬斥为爱标价的行为，而实际上情感和关怀正在市场上被不断出售。我认为，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就会意识到情绪劳动的确处于这个系统的核心。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种族、性别和阶级共同作用，迫使少数群体承担更多的情绪劳动。如果我们考虑到“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问题，那么白人女性可以既是受害者，也是更弱势群体的加害者。你作为一位白人女性主义者，如何回应自己的特权？如何呼吁变革？
罗斯·哈克曼：我喜欢这个问题，你说的没错，情绪劳动不仅事关性别，它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和等级制地位的问题，我们相信一些人群应当处于等级制的下方，另一些人群应当被提升到等级制的上方。在美国，情绪劳动的确也与种族（特别是移民）和阶级息息相关。长期以来，白人女性从有色人种女性从事的低薪家务劳动，以及历史上从黑人女性从事的免费劳动中获益。这不仅是强制人们为父权制资本主义系统做出贡献的阴险手段，也是在强制他们为种族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体系做出贡献。
我认为理解情绪劳动的一个关键在于，作为一位白人女性，你要明白，你或许在被白人男性压迫，但当你面对一位黑人女性朋友的时候，你可能恰恰在她所面对的各种刻板印象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给她带来了痛苦。我认为交叉性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告诉我们，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受害者，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加害者。而解决问题要从正视情绪劳动开始，要理解期待一些人义务性地承担这种工作是毫无道理的。一旦看清这一点，你就必须开始重视他人，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对待。
界面文化：我们要如何理解厌女的成因，以及它为何如此根深蒂固？
罗斯·哈克曼：这与我们从小习得的社会等级制密切相关。语言、文化和经济持续不断地将人们拉至等级制的不同位置。在性别这个维度上，我们认为男孩位于女孩之上，男人位于女人之上。情绪劳动是厌女文化的关键工具之一，它将女性置于次等的、辅助性的位置上。当你坚持认为女性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从事情绪劳动——当女性走在街上应当面带微笑，当女性从事高度专业的脑力劳动时也应当关怀他人、为他人着想——我们实际上是在告诉女性，她们应当调整自己的地位，别认为自己很重要，要以他人（男人）的需求为先。
出于被规训、被解雇、被暴力对待的恐惧，女性持续性地贬抑自己，这是固化女性二等公民地位的重要手段。在我看来，一旦你意识到什么是情绪劳动，你就会意识到性别不平等不是自然而然的、固定的，而是持续塑造和加强的。
界面文化：根据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于2020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互联网正日益成为攻击女性的渠道，新冠大流行加剧了这一情况，85%参与调研的女性称曾目睹过针对其他女性的网络暴力事件。为什么女性如此容易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罗斯·哈克曼：在线厌女行为、女性遭遇网络暴力等现象折射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现状。只不过当这一切发生在互联网中时，给人感觉这种敌意的声音更响亮了，更多的人会躲在电脑屏幕后随心所欲地发表仇恨言论。我是一个在互联网上比较活跃的记者，我的视频获得了很多积极反馈，但也收到了很多恶评和怒喷我、威胁我的私信。这就是女性在互联网上的生存状态。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了。数据非常清楚地显示，女性是攻击的目标。回到情绪劳动来说，所有女性都深知，从很小开始，我们就需要做这种让人心累的情绪劳动，我们需要做防御性的情绪劳动来保护自己不被负面评论、抨击甚至是潜在暴力伤害。这种防御性的情绪劳动最终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上怎样的生活。
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反映了一个评价女性的经典模式：我们乐于恨一个女人，并把我们投注于她身上的恨意当作指责她的理由。特别是当这个女人决定在一个平台上发声或在公共领域占据位置时，我们会认为这是她应得的——归根结底，女性应该“知道她们的位置”；如果她不知道，那我们应该集合起来教她做人，挫挫她的傲气。
我们需要大声指出这种错误行为，即使是反对性别主义的人，也应该警惕掉入肆意评价女性的陷阱。很多时候不仅是保守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也会厌女，也会区别看待女性，认为“好女孩出头靠头脑，坏女孩出头靠身体”。作为女性，我们应该团结与自己不同的其他女性，无论是选择成为职业女性还是全职妈妈，都是个人选择自由，这并不代表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就是反对女性主义的。
03 计算情绪劳动的经济价值能帮助我们设想未来的工作
界面文化：今年1月，《金融时报》刊发的一篇报道指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一个全球性的性别分化正在出现，全球各地的Z世代都在性别极化。文章作者相信反性骚扰运动是关键的激发因素，它让年轻女性更加积极拥抱女性主义价值观，同时也在年轻男性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弹。你在书中写道，男性在“性别革命”中掉了队，因为让男性挑战他们的性别规范更具威胁性。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变革是不可能仅靠女性实现的。我们该如何弥合性别鸿沟，让男性参与对话呢？
罗斯·哈克曼：那篇文章的作者John Burn-Murdoch在他的推特上解释了这篇文章。他基本上在说，反性骚扰运动让整整一代年轻女性更加激进化了，他显然对年轻男性怀有某种同情，认为女性走得太远，需要做一些妥协。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冒犯人的原因是，男性总是得到社会的宠溺，总是抱怨“我们被攻击了，这对我们不公平”。在美国，我们刚刚取消了大学录取过程中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几乎立刻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对男生进行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帮助那些掉队的男生。这种父权制的双重标准让我有些无语，男性心安理得地要求一切都顺心如意。那篇《金融时报》文章着实让我气恼。
不过我还是仔细看了那篇文章中的一些数据，这个全球现象非常有趣。我们看到的情况是，18-25、18-29或18-23岁的男性（取决于具体调查）对女性的观感正在变得更加负面，他们对两性关系的观点正在变得更加保守。
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撤销了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女性的生育权正在被进一步威胁——阿拉巴马州正在立法限制试管受精（注：2024年2月，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裁决冻卵可被视作儿童，诸多评论认为这将大大提高试管受精手术的法律风险），这将严重打击大龄女性的生育权。反性骚扰运动在美国女性当中引起了广泛回响，女性意识到，虽然不是所有男性都是性别暴力的施暴者，但所有女性都有自己的性骚扰故事可说，这就是我们女性所处的世界。反性骚扰运动让我们意识到了女性主义依然非常重要——其实不仅是反性骚扰运动，还有女性的生命经验。事实上，这种生命经验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性的。你不能再告诉女性，你们能投票，能成为工程师和医生，应该为现状心存感激。
很显然，年轻女性的性别意识更加高涨，不再像她们的母亲那样能够容忍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性别歧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状况。我已经37岁了，我是读浪漫小说、看浪漫喜剧电影长大的千禧一代，它们有些很深刻，有些则让你相信，你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位白马王子，你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这代女性被这种叙事训练出来，默默承受男性的情感剥削，男性不把自己当作平等的人，男性总是要求成为关注焦点。
即使是从恋爱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年轻女性，我也倍感振奋。她们不再愿意像我们千禧一代女性所习惯的那样妥协。她们认为我不需要经历这些，我不需要通过男人来获得完整价值感，我能够经济独立自力更生。
如何让男性参与对话？对我而言答案很简单明了，就是让男性明白那个桎梏他们、让他们相信只有这么做才能有价值的性别规范完全是虚假的，正如许多女性意识到她们也能有各种各样的性格，而不仅仅只是甜美可人、以他人为先。我们所有人都能活出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都能拥有野心、独自旅行，做所有我们曾不被允许做的事。
我们需要从教会男孩和男人拥抱自己的情绪开始，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正视和接受自己的情感不会减损他们的男性气质。许多研究证实，拥有紧密的人际关系、善于接受情绪劳动且善于回馈情绪劳动的男性活得更久、更幸福，拥有更成功的人生。善于情绪劳动并不必然意味着被压榨、被剥夺时间，而意味着你正在与其他人类产生联结。它事关照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坐等被照料。情绪劳动能带来非常多的主体性（agency），我们需要破除“任何女性化的特质都是负面的”这种观点，男性真的能从中获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就要重视女性、重视女性特质和通常由女性承担的活动和工作——它们被贬低了太久，而它们是如此有力量和有价值。
界面文化：全球范围内，反性骚扰运动都在唤起新的女性主义思潮。在你看来，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我们能从女性主义前辈身上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罗斯·哈克曼：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对交叉性缺乏关照，过于关注中产白人女性，难以与更广泛的人群产生共鸣。所以我们能学到的一个经验是做到彻底的交叉性，和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和移民背景的女性群体对话。
与此同时，不仅仅将女性议题等同于私人领域的议题，而是将之视作劳动者权益运动的一部分，而这正是情绪劳动的核心。女性的情绪劳动已经被榨取得太久，理解我们在做的事创造了多少价值能够给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同时赋权，而这个问题极大地被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忽略了。
刚才说的是教训，而我们能从前辈那里学到的经验是，专横起来（bossy）！她们不惧发声，毫不妥协，野心勃勃地争取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试图推进《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让宪法承认女性权利。虽然她们失败了，但这一在宪法层面提出诉求的运动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希望这一代的女性主义者也能坚定不移地追求目标，不惧表现出强大，不被保守杂音影响——它们告诉我们，我们还不够有交叉性，试图以此散播混乱。交叉性不足的批评有时是合理的，不要只从身份群体的角度思考交叉性，也要从“公共领域VS私人领域”的角度思考交叉性。
当下的女性主义运动才刚刚开始。反性骚扰运动创造的集体女性经验的共识最好能够延伸到其他领域，从中发展出无法被社会忽视的诉求。我们无法再接受把一味满足男性需求当作解决方案。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强调了我们应该为情绪劳动付费，但或许很多人会有疑问：我们要如何衡量它的经济价值呢？为情绪劳动定价意味着我们需要彻底改变当下的经济制度，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从何入手？
罗斯·哈克曼：在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可以开始尝试为情绪劳动定价。在一些领域这一点不会引起争议，比如白领工作环境中的情绪劳动。过去一二十年里有如此多的研究表明，情商对领导者很重要，情绪劳动能促进团队合作、建立公司品牌。这些职场中的情绪劳动的价值并没有被衡量过，但它决定了一家公司在面对挑战时是安然度过还是轰然倒塌。所以我认为在白领工作的行业里，我们是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的，情绪劳动应当被人力资源部门看到和认可，它应当成为提拔员工的标准之一。
至于其他领域，你说的很对，为情绪劳动付费的观念会让我们无措，天哪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认为解决方案应该是规范性的，应当由社会推动，改变我们对价值的理解，并应当有政策支持。过去一年里，无论是进步派媒体还是保守派媒体都发表了许多文章探讨结婚率下降的问题。如果真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设法让结婚变得更有吸引力，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发起性别革命，改变两性关系和对女性的期待，社会应当扶持那些在私人无薪领域提供必要工作，培养下一代劳动者的人。但在美国，政府所做的事恰恰相反。联邦政府层面不为母亲和父亲提供带薪产假和陪产假，不为五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普惠性育儿服务。
在粉领经济中，教师、护士等群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他们的地位和薪资待遇也应该被提高。这些正是无法被自动化的工作。自动化将夺走许多工作岗位，而恰恰是那些非常强调情绪劳动的工作是不能被取代的。
这是一个建立在贬低和无视情绪劳动基础之上的系统，要求个人做出改变是不公平的。你或许可以要求你的伴侣多承担一些，你或许有一位愿意做出改变的好伴侣，但这不能防止你在工作场合被歧视、走在街上被骚扰。这是这个结构让你真正理解女性生活处境的部分。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呼吁价值观的转变。是的，这个目标很宏大，但它至少能帮助我们接近真理和公正。
衡量情绪劳动最简单的方法是计算每天要花多少小时做它。一旦你了解了一个人花了一个小时照顾长辈或孩子，就无法假装那一个小时不存在。至于更宏观的价值观变革，我们即将看到自动化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需求，情绪劳动将被剩下，成为自动化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人类需要社群，需要与他人接触，建立与他人的联系，获得意义感、归属感和爱，这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必需品。
我们正处于诸多危机爆发的前夕。人工智能是我们即将目睹的一个危机中心。我坚信，如果不对其后果有充分讨论，我们将陷入更严重的不平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我们在社会中获得价值的手段，是我们生活的重心。我认为计算情绪劳动的经济价值能帮助我们（虽然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理解未来的工作会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投资哪些技能，新的社会契约应该如何让所有人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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