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10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在九十多年前“乡建实验”之地触摸乡村巨变——为求解旧中国“四大病症”，晏阳初举家在冀中这个村庄“实验”了近十年》的报道。
在冀中平原，有一座梨园，因一个人而出名。
这座梨园在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附近的黄家葡萄酒庄内，这个人是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的晏阳初。
90多年前的秋天，晏阳初来了，穿着蓝布长衫，骑着小毛驴，首次出现在翟城村村民面前。
又是一年金秋，梨子又熟了。
“果肉细腻，甜润可口！”果园主人黄成立咬开一颗黄澄澄的定州鸭梨，忍不住赞起来，“这老树上结的品质好，有知情的外地人专门来买呢。”
“梨树快百岁了，这些就是当年晏阳初先生在这里搞乡村建设实验时，用杜梨嫁接改良的。”在写有“晏阳初梨园”的牌子旁，黄成立介绍说，“这梨后来推广到河北各地，定州鸭梨如今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晏阳初当初在这里开设“农事实验场”，现在梨林属于黄家营村黄家葡萄酒庄果园的一部分。鸭梨树干粗大遒劲，每年仍能开花挂果。
果园里，还有晏阳初和夫人许雅丽亲手栽植的一棵紫藤、三棵核桃树，都还枝繁叶茂，透着沧桑。
岁月淘洗一切。90多年前那场风生水起的“实验”留下的，梨林、紫藤、核桃是少数仍“肉眼可见”的“遗产”。
与黄家营村相邻的翟城村，是当年乡村建设实验的“大本营”。1926年，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发起人，怀揣耶鲁与普林斯顿双料常青藤文凭的晏阳初说动一批学者名流，告别繁华都市，来到翟城村所在的河北定县（今定州）——这个距北京200多公里、当时仍属偏僻的县，开启了长达11年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实验。
为了使乡建实验“更接地气”，1929年，晏阳初和金发碧眼的妻子举家迁居到翟城村，一住就近10年。
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木申说，目前村里健在最年长的老人，也没见过晏阳初先生。
晏阳初留在村里的遗迹，多已无从找起。回望那段岁月，只能到新建的“晏阳初历史文化街区”“晏阳初旧居”里找寻。
近年来，翟城村通过盘活利用33处宅基地，打造了占地8000平方米的晏阳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走进复原的“老宅”，屋里一件件刻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墙上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让人的思绪一下子回到近百年前。
骑驴照
晏阳初选中的这个“实验基地”位于冀中平原，是战国时期中山国国都所在地。一张旧照显示，民国时期定县城门上还有“古中山国”四个字。
彼时，晏阳初，这位从四川巴中走出来的教育家，与在南方致力于平民教育的陶行知，并称“南陶北晏”。
算起来，翟城村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时间还要往前推。在晏阳初到来前的一二十年，乡绅米鉴三父子就在翟城村搞起乡村建设、村民自治，可惜后来因战乱等搁浅。也是在米鉴三儿子米迪刚的引荐下，晏阳初来到翟城村。
当年，参与这场“实验”的平教会人员，堪称“超级阵容”：前后共有500余名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其中几十名是毕业于欧美名校的博士，均为经济学界、法学界、医学界、文学界等领域的佼佼者，不乏著名的学者、作家，熊佛西、孙伏园、瞿世英、冯锐、李景汉等赫然在列。
“这是晏阳初先生在定县留下的最经典的形象。”东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邢佳指着墙上一张黑白照片介绍说。
头戴礼帽、身穿长褂、骑着毛驴回头粲然一笑——这张外国社会学者拍摄的经典照片，成了晏阳初这位留洋博士挥别城市舒适区、扎根乡下振兴农村的最佳“形象宣传照”。
这张“标签式”照片同时透露了很多“时代信息”。
驴蹄之下似有沙尘扬起，远处几棵秃树，灰蒙蒙的背景——可以想象，“晴天灰、雨天泥”是当年乡间土路的“标配”。
“道路高低不平，泥泞不堪”，这是1928年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对前往翟城村沿途道路的描述——其时，原在燕京大学教学的李景汉被晏阳初感染、说服，受聘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雇了一辆大车从定县到翟城村“赴任”。他回忆说，当时北京到定县的火车，没个准点，有时要走24小时。糟糕的是，那次他坐的还是敞篷车，又逢下雨，浑身透湿，火车走走停停，一天多才到。
百年沧桑，人间巨变。此次我们从北京到定州，高铁只用了54分钟；从定州市区到翟城村，全程都是平整的硬化公路。“翟城村附近有京港澳、曲港一纵一横两条高速公路，离京广高铁才11公里。城区到村里有公交车，几十分钟就到了，自己开车更快。”聊起交通变化，米木申难掩笑意，“不少村民都买了私家车。”
放眼全国，2022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4.2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网全球最大，连西藏等祖国边陲都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这可能是骑毛驴的晏阳初、坐大车的李景汉不敢想象的。如果他们能坐一坐那疾驰如飞、车上竖枚硬币都不倒的中国高铁，驶过那一座座跨天堑连峡谷的高桥，那该是怎样的“心潮澎湃”！又想，我们今天拥有的这些先进、取得的这些成就，不就是不屈的先辈们，包括晏阳初们所要奋斗的目标吗？也正是一代一代不服输的中国人，一点一滴垒起了中国高度、拼出了中国速度！
土制“床头灯”
在晏阳初卧室，炕头一个奇怪的装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屋顶垂下一根高粱秆，上细下粗，下端扎的钉子上系着一个小玻璃瓶，一块带小管的铁片封住瓶口。
“这是土制的‘床头灯’，像‘墨水瓶’的这个装油，小管插灯芯……简单但实用。”邢佳介绍说。
这个土制“床头灯”，映现了当年这批下乡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多年以后，李景汉回忆说，平教会在翟城村的办公室宿舍“设在几间破旧的草房里”。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平教会人员的热情挡不住。为了探索医治旧中国“病症”的良方，几百名知识分子放弃大都市优越的生活条件，自愿跑到“穷乡僻壤”，其中近百位甚至举家搬到定县，晏阳初一家更是直接定居农村，其勇气决心，着实让人心生敬意。
晏阳初认为“贫、愚、弱、私”是旧中国的四大病症，他提出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
为了治“愚”，晏阳初与同道一起，编写了《农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市民千字课》等教材，帮助民众识文断字，提高文化水平。
在平教会旧址，一间屋子被布置成当年村民学习的“教室”——一块黑板，三尺讲台，几条饱经沧桑、风格迥异的长板凳，一盏自制的“高粱秆”灯，如此而已。墙上，“翟城村村民家庭识字”“翟城村村民夫妻识字”……一张张黑白照片生动地还原了彼时翟城村村民渴望知识、集体认字学习的火热场面。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实验也吸引了美国社会学者甘博、记者斯诺等外国人士的关注。4次来华、留下约6000幅照片的甘博是晏阳初普林斯顿的校友，曾任平教会研究干事，1931年至1932年到定县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定县乡村的真实情景，包括平教会成员给农民授课的场面。晏阳初在定县的很多照片就是甘博拍摄的，尤其是那张著名的骑驴照。甘博还撰写了《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一书，率先向西方社会介绍“定县实验”。
1933年，斯诺到定县采访后记录了农民识字情景：“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为达到更好效果，晏阳初们还创新多种教学手段，如利用流动书箱巡回于各村，将各类图书送到农民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平教会还设立了一个县级电台，在一些村庄建立村级收音场，农民可以在“大广播”下收听各类消息与知识。据称，这个电台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座应用于教育的县级无线电广播电台。这或许也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大广播”。
这些教育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影响。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是当时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只有少数人能接受教育，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而目前全国文盲率已下降至2.67％；当时，像晏阳初、李景汉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而现在，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已超过2.18亿……
如今，不仅接受教育，享受书香、“舞文弄墨”也不再是乡村的奢侈品。“这里的书可以随时免费借阅，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在翟城村农家书屋，米木申指着满屋图书说。书屋里，4000余册图书分类整齐，摆放在书架上，有经济、种植、养殖、文化及儿童绘本等众多种类。“我们还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成立了‘新民诗社’，目前有骨干诗人30余人，诗文爱好者100余人。”米木申说。
跑到县城洗个澡
一个炕、一杆“高粱秆”灯、两把葫芦瓢、砖砌的灶台……这是“李景汉办公住所”展现的简单家具摆设。
李景汉是中国社会学调查与中国社会调查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他以翟城村为基点，带队在定县进行长达7年的社会调查。这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系统的实地调查，李景汉据此编写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经济调查》等著作，为平民教育运动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李景汉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多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基层异常糟糕的卫生条件：他夜宿定县县城旅馆，半夜被臭虫咬得睡不着，只好“躲”到桌子上去睡；到翟城村农户家访问，“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净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
为改善落后的卫生状况，平教会开展了卫生教育：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指导农民修建井盖和猪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和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着眼于建立农村医药卫生制度，设立村、区、县三级卫生保健网……平教会的卫生教育取得了一定效果：种痘区域推广到全县430余村，控制了天花的流行；翟城村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时到县里治疗……
不过，当时翟城村连洗个澡都没条件，平教会成员要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县城去洗澡。
“现在别说洗澡，厕所也跟城里没太大区别了。”米木申颇为自豪地说，“全村推广使用水冲式厕所，常住农户实现了卫生厕所全覆盖。”
90多岁的村民徐青果，见证了翟城村厕所从粪坑到茅井再到旱厕、冲水厕所的一步步变化。“刚用冲水马桶时，我有点不习惯，如今已经很熟练了。”徐青果腿脚不便，“坐马桶”替换“蹲坑”，让她每天少受很多“折磨”。
行道树、小花园、硬化路，这些原来城里“专属”的基础设施，在翟城村也都成了“标配”。“如果晏阳初、李景汉先生再进村，保准碰不到‘尘土飞扬’‘高低不平，泥泞不堪’的‘名场面’了。”邢佳打趣说。
近年来，全国包括农村厕所改造在内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更卫生、整洁、漂亮，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小麦亩产不足300斤
“小麦，每亩产量4斗—8斗；谷子，每亩产量14斗……”这是李景汉编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一张记录当时定县主要农作物产量的表格。以一斗小麦30斤、一斗谷子32斤计算，那时定县小麦亩产仅120斤—240斤，谷子亩产400来斤，棉花亩产则只有50斤—80斤——生产力水平着实低下。
甘博拍摄的一组反映秋收的照片可以佐证：农户们赤裸上身，手持镰刀，收割的谷子高矮不一、稀稀拉拉，目测产量不会太高。
为提高产量，帮农民增收，参与定县实验的农学家们，做了很多探索：成功育成“四号中棉”及“平教棉”，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改良白菜……这些都有一定的增产增收作用。而用杜梨嫁接改良成的鸭梨，如今仍枝繁叶茂、开花挂果，造福后代。“9月初老梨树果实就上市了，因品质好，价格比普通鸭梨贵一倍。”果园主人黄成立说。
“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意识到，当时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大都在城市，“农业科学家与农夫，各自为谋，不相闻问”。他提出，欲教化农民，必先农民化。在他的动员下，留美农学博士冯锐等农业专家也来到定县，与农民一起摸爬滚打，多年后，终于“使自己从原来‘道貌岸然’的学者变成了地道的农民”。
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回忆：“在田间地头，不抽烟的父亲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还夸赞‘味道不错’。”
这种理念、作风在今天仍弥足珍贵。当前，一大批农业科技工作者卷起裤腿扎根基层，在村寨建起“科技小院”，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走出象牙塔才能产生接地气的科研成果，才能端牢中国饭碗。
“现在小麦亩产普遍都上千斤。”邢佳说，“比李老当年调查的，翻了好几番。”
此前新华每日电讯恰好刊发过一组“种业振兴”报道，还记得燕赵大地上，在以郭进考、赵国忠、赵治海为代表的一批本土育种专家的接续努力下，华北的小麦、棉花、谷子亩产都很可观：小麦“浇一水保千斤、浇二水一千二”，大面积亩产最高能达1600斤；棉花亩产轻松就达300斤；谷子亩产普遍超过1000斤，甚至创下了亩产811.9公斤的世界高产纪录——这比《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记载的，亩产都提高了数倍甚至10倍。
如今，不仅困扰千百年的“吃饱饭”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国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杂交水稻、菌草等大量农业技术援助，助力世界人民将饭碗端牢。
在路上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晏阳初及平教会被迫带着遗憾撤离定县。
持续11年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实验，就此中断。
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实验，或可称为初级版的“乡村振兴”计划。
先行者们的探索，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提高当地居民识字率、提升卫生保健水平、改良农作物等，但由于战乱等原因，特别是缺少全国性的顶层设计、系统支持，终究无法突破“盆景”的局限。
对于民国时期包括“定县实验”在内的乡村建设运动，《剑桥中华民国史》评论说：“从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们迅速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这一见解的广泛兴趣。”
可以告慰先贤的是，得益于顶层设计，辅以严密组织、系统推进、久久为功，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已历史性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他们耿耿于怀的“贫、愚、弱”等病症已基本“治愈”，他们念兹在兹的吃饱饭、识字率等问题，已不是问题，昔日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已站稳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感慨于今昔巨变，走出“晏阳初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又回到现实中的翟城村——一座如今被花木包围的村庄。
近些年，苗木花卉成了翟城村的亮丽名片、村民的致富产业。目前，翟城村苗木花卉种植面积达7000多亩，有1000多个品种。全村1200余户，约八成村民从事苗木种植及相关产业，光景好的时候一亩地能挣一万元。
“乡村现在漂亮了、宜居了，村民生活好了。”谈及现状和未来，邢佳“实话实说”，“但人气不足是个隐忧，这可能是乡村振兴一个普遍难点。”“的确是。晏先生搞实验那会儿，我们村300多户，2000余人，现在户籍人口增到5260人，但实际常住才2700人，近一半人在外谋生。”米木申接上话茬。
乡村空心化、老龄化、少子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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