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十三行与海上丝绸之路、民间信仰与南海历史地理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等3项，完成国家及省部级课题7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 。
肖东陶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
提要：琵琶洲位于广州附近珠江水道要冲，宋时已是广州海舶停靠之处。明万历时，地方官绅于洲上修建海鳌塔(琶洲塔)，最初希望以此巩固地方风水，振兴文教。由于琶洲塔在广州中外商贸黄埔港旁，清代东印度公司在许多珠江口航道测绘图中将琶洲塔标为外国商船驶入黄埔港的重要航标。因此在西方人的记载中，琶洲塔得名“黄埔塔”“中途塔”，其航标作用在后世逐渐凸显。清道光时，广州十三行行商捐资重修琶洲塔，加强了琶洲塔与广州贸易的联系。明末至清，珠江口沿岸的莲花塔、琶洲塔、赤冈塔逐渐成为珠江口航道的航标与地标，三塔中尤以琶洲塔令外国人印象深刻。
关键词：琵琶洲；琶洲塔；黄埔港；广州地标；珠江口航道
琶洲塔修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597—1600)，坐落在明清广州城东南琵琶洲上。最早因其在明代有“水中冒金鳖”的传说而被称为“海鳌塔”，至清代转而以地为名，被称为“琶洲塔”(Pachow Pagoda)。清中晚期，琵琶洲成为黄埔岛的一部分，西方记载往往也将琶洲塔称为“黄埔塔”(Whampow Pagoda)。琶洲塔与清代广州珠江口航道联系密切，是外国商船进入黄埔港的重要航标和广州珠江口航道的重要地标之一。今琶洲塔与赤冈塔(Chih-Kang Pagoda)、莲花塔(Shih-Li Pagoda)已共同列入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点。有关明清黄埔港的研究成果多见，而有关琵琶洲、琶洲塔的成果少见。本文拟通过梳爬琵琶洲、琶洲塔和黄埔港等相关史实，探讨琶洲塔形象演变的过程与原因，揭示琶洲塔与珠江口航道的关系。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一、琵琶洲位置与琶洲塔的营建
琵琶洲是广州城东南三十里珠江水道上的一个河心洲，扼珠江水道要冲，以其地形似琵琶得名(见图1)，宋时已见诸史载。“琵琶洲：《地经》云：‘形若琵琶。’”《宋史·外国传》也云：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注辇国(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使臣三文等入贡，从印度洋东行二百零九昼夜而至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占卑一带)，由此北航三十八昼夜经南海中南部，“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而《南海百咏》也描述：“琵琶洲，在郡东三十里，以形似名。俗传洲在水中，与水升降，盖海舶所集之地。”可见，宋代琵琶洲是海舶抵广后一聚泊之处，海船林立，而注辇国贡使也驻泊于此，故琵琶洲应是一般意义上广州的一处外贸港口。
图1广州府舆图(约绘于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前(1685—1723年)。本图根据原图改绘。)
宋方信孺《南海百咏》附诗云：“仿佛琵琶海上洲，年年常与水升降。客船昨夜西风起，应有江头商妇愁。”广州作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海外贸易繁荣，诗中所谓“西风客船”当为每年秋冬时节乘西北风前往南海贸易的商舶。琵琶洲作为宋元时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其江阔水深的水口位置，正适合锚泊大型海舶。明代中后期，广州民间海外贸易持续发展，海内外货物多在广州集散。“浙人多诈，窃买丝锦、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蕃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明代琵琶洲“绾毂其口”，仍为广州一处重要的港口，这些自浙抵广贸易的海舶中就有不少泊于琵琶洲。《大明一统志》载：“琵琶洲，在(广州)府城东南三十里，上有三阜，形如琵琶，闽浙舟楫入广者多泊于此。”明清之际，广州内联外接的海上贸易发达，“广州舶船往诸番，出虎头门，始入大洋，分东西两路”，交通中外，达安南、占城、佛郎机等数十国。琵琶洲作为广州的外贸港口，同时兼具有国内海上贸易港口的作用。
琵琶洲除了作为广州的港口，还是广州水上重要的形胜之地，“故形家者流皆言会城水口宜塔，是人文之英锷也”。万历二十四年(1596)，光禄卿郭棐、大理寺丞王学曾、户部主事杨瑞云“请于院司于洲上建九级浮屠，屹峙海中，壮广形势，名曰‘海鳌’。制府陈大科、戴耀，御史刘会、顾龙祯捐资鼎建”。而海鳌塔的得名，还因传说云：“盖以常有金鳌浮出，光如白日也。”广州官绅希望“兹塔成，屹然与白云并秀为捍门，其势皆逆趋而上，地力益厚，引海珠、海印为三关并海，远山壁立，而外护灵气完矣”。故明末营建琶洲塔是地方官绅出于壮风水与强文昌两方面的愿望。
当然，这次兴建海鳌塔也与地方官绅的倡导有关。郭棐、王学曾、杨瑞云三人赋闲在穗，热衷于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关心地方社会与文教的发展。在郭棐的首倡下，王、杨二人均力主营建琶洲塔，并先后得到两广总督陈大科与戴耀的支持。同时大批地方官绅也积极捐资参与琶洲塔的修筑。其中戴耀在琶洲塔营建期间出资出力，贡献颇大，民间为纪念其贡献，在琶洲塔下“葺寺三座于前，中为制府戴耀生祠，制香灯田八十三亩零”。正是官方与士绅的合作，才有琶洲塔的修成，故“琶洲建塔以树捍门，众水所趋一方攸奠，是华表之胜也”。虽然官绅语境中把海鳌塔作为壮形胜与倡文气之塔，实际上海鳌塔所在的琵琶洲，地处广州与珠江口适中的交通要冲之地，是广州城外适宜的内外贸易港口。
二、清代十三行重修琶洲塔及其形象转变
清代珠江河道的琵琶洲，仍然是广州城外重要的港口。“琵琶洲，府东南三十里江中”，琵琶洲距离广州城有一定距离。于此设港既便于管理商贸船只与人员，亦可防止外国船威胁广州城。基于商贸与安全考虑，广州城外珠江上的琵琶洲无疑仍是作为港口的理想之地。
正是因为琶洲塔位于琵琶洲上，清代不少诗文都将琶洲塔与广州海上贸易联系起来，此塔成为珠江口航道的标志与象征。清初澹归和尚(金堡)《登海鳌塔》诗云：“琵琶洲上水连空，突出神鳌见一峰。百宝生成环日月，千艘来往失鱼龙。”康熙朝重臣陈廷敬有《送张佥事之南海三首》诗云：“五羊城边竹马过，琵琶洲上估人歌。”还有民间诗歌籍琶洲塔寄托商妇对出海经商谋生夫君的思念。清中叶顺德人罗天尺《珠江竹枝词》云：“琶洲塔口月初低，雁翅城头又夕晖。日月西沉有时出，暹罗郎去几时归。”清代琶洲塔逐渐成为珠江口航道的地标性建筑，也是羊城的风物，“琶洲砥柱”位列清康熙《南海县志》所载“羊城八景”之一。在清人的视野中，明代琶洲塔的风水塔与文塔形象俨然转变为广州珠江口航道的象征风物与广州地标。
清代琶洲塔与广州对外贸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还与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三行商人主导重修琶洲塔有关。琶洲塔曾于雍正年间有过修缮，至道光年间已逐渐坍圮，亟须重修。当时重修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修塔振兴风水，使琶洲塔可以持续荫护广州城。同治《南海县志》载：“(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修琶洲、赤冈两文塔，形家言两塔为会城保障，先是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某绅等劝捐议重修，遂各毁其塔轮，项罄竟辍。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乱作至，是年亟议修复。”道光二十年，地方士绅商议捐资修塔，但因鸦片战争爆发而未能成事。与此前明代地方长官主导修塔的传统不同。清末财政困顿，地方官绅虽曾主持修塔，但是“重修屡议，苦集腋而未完”。说明士绅在筹备修塔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境。而广州行商由于经营外贸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主导修塔。故此次修塔以十三行商人潘仕成、伍崇曜捐资为主导。
潘仕成“轻财好义，地方善举资助弗吝，尤著军务。后贡院鞠为茂草，仕成独力捐修增建号舍五六百间”。他还曾于道光年间捐制水雷，后又出资钜万增修考棚，甚至捐出京城宅邸作为本地学子赴京赶考落脚的会馆。而伍崇曜“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货利，柜机者数十年，性格喜施予”。伍崇曜曾于道光年间与卢观恒合捐十万两修缮桑园围，又赈西江水灾，咸丰年间又出资组织募丁参与镇压红巾起义。潘、伍二行商家财万贯，充裕的财力支持了他们参与地方公共事务。
十三行商人潘仕成、伍崇曜两次请谭莹代笔上书力陈修塔之利，在字里行间展现出极大慷慨，“所有所费经费约七八千余金，皆某等两人捐出”。琶洲塔作为珠江口航道地标的形象已为清人所熟知，出资修塔既有壮会城形胜的作用，亦有助广州海外贸易持续发展的考量。相比于官员士绅，行商对于参与地方事务同样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们通过大量捐资积极参与各种地方公共工程的建设，希冀抬升社会地位与声望。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地方长官命行商摊派捐输的可能。不管怎样，两位行商出资重修的事实不容否定。
清代十三行商虽多为官商，捐有官衔，但始终难获传统科举出身官绅的认可，他们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往往受限于其身份，致使行商与士绅之间的关系较为微妙。因此，一方面行商倚靠与自己熟识的士绅代为经办地方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则排斥其他地方名绅的参与，试图在地方公共事务树立其地位与声望。潘仕成、伍崇曜在两次上书中都着重强调：“董事者即委知县徐序经、教论黄元章、训导谭莹等三人，无庸令派委员。一切工程公举绅士督办，岂烦他人。”这三人虽然具有地方官员的身份，但亦是与潘、伍二位行商保持亲密关系的地方官绅。谭莹与二人关系匪浅，除两次代其上书请修琶洲塔外，还曾代潘仕成上书力陈捐修考棚，后又为伍崇曜编订《粤雅堂丛书》。黄元章此前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代潘仕成经办捐修考棚一事，可见二人应早已熟识。而徐序经与黄元章或为好友，且徐为琶洲本地人，二行商托其经办修塔一事或有倚靠其本地人身份的考量。行商虽通过设立与自己熟识的士绅为代理人，获得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便利，但在行商的视角中并未提及其他地方名绅。陈其锟曾为广东督抚幕僚，“自后洋务、军务，日起筹兵、筹饷，大宪必有咨询，故凡省中修文庙，办团防，广考棚，修赤冈、琶洲二塔无不从”。陈其锟作为地方名流虽有参与重修赤冈、琶洲二塔的咨询，但在二行商的语境中无不一再突出他们独力出资的功绩。通过此次修塔，他们也希望“既合其尖功德共知无量”，以此突出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声望。
行商作为中外贸易中最大的获利者，通过出资主导重修琶洲塔，在与地方士绅的微妙博弈中占据上风，并取代地方传统士绅获得了参与琶洲塔事务的主导权。虽然此次重修仍然立足于琶洲塔作为地方风水塔和地标塔的传统形象，但同时也反映了行商力图保持琶洲塔作为广州海外贸易地标的完好形象，在一定层面上进一步强化了琶洲塔与珠江口航道的联系。
三、清代琶洲塔航标与黄埔港的交通
随着清代珠江河道泥沙淤积，琵琶洲与其下游的黄埔洲相连，成为一片面积较大的岛屿，外国人将其称为黄埔岛(Whampow Islan)。“珠江……趋至治(即广州府)东南三十二里有琵琶洲横列江中……下至鹿步巡司之东又分一支南下小黄浦海。”外国商船来广贸易主要锚泊于琶洲与黄埔相连的黄埔港，“黄埔在水中央，周围皆洋货船，而入地尤帆樯如林”。乾隆年间，一些外国航海图已经能相对准确绘制出黄埔岛的形状和位置。清代，在外国珠江航海图和航海指南中，外国商船为了方便导航，将靠近黄埔港西侧的琶洲塔命名为“黄埔塔”。时外国商船进入广州，通常先望“黄埔塔”才进黄埔港，琶洲塔屹立高耸于黄埔港西，逐渐被外国人作为商船驶入黄埔港地文导航的航标。清代黄埔港的繁荣使琶洲塔与珠江口航道的联系更加密切，进一步确立了其地标、航标的形象。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议定解除海禁，次年设立粤海关。开海早期来广州贸易的“外洋商艘从前皆在虎门口外湾泊”，相当不便。“迨康熙五十年(1711)间移入番禺县之黄埔。距省城仅三四十里”。1720年法国人绘制的《广州河及其周边地区描绘图》(见图2)已经大致标注了从澳门经虎门溯狮子洋而上进入黄埔港的航线与沿途宝塔、地标的位置，该图还描绘了沿江陆地的轮廓。早期外国商船对珠江水道的了解相对粗浅，从珠江口进入黄埔港必须依赖引水人的引导。目前可见较早利用琶洲塔进行导航的航海图是1787年法国的《珠江口从虎门到黄埔航线图》(见图3)。该图将琶洲塔标注为黄埔塔，黄埔岛包括琵琶洲与黄埔村一带，以虚线表示商船驶入黄埔港的航线。根据该图的指示，商船从狮子洋水道转而向西进入珠江上游水道前需要在今大蚝沙(头道滩，First Bar)附近江面眺望琶洲塔与其他地理标志确定船的位置，以绕行通过浅滩，并最终到达黄埔港。
图3珠江口从虎门到黄埔航线图(局部)(据原图局部改绘。)
图4大蚝沙观测琶洲塔位置与方法指示图
注：图4-6均为根据《联合东印度公司实测珠江口图：从蚝墪浅到琶洲塔》原图局部改绘。
图5从大蚝沙观测琶洲塔及周边景物示意图
181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测绘的《联合东印度公司实测珠江口图：从蚝墪浅到琶洲塔》与图3内容相似，但描绘更为详尽清晰。该图中详细标注了外国商船利用琶洲塔及其附近景观进行地文导航绕行大蚝沙进入黄埔港的方法(见图4)，并在图的右侧画有缩略示意图(见图5)。清代大蚝沙附近航道有上下两处浅滩，对岸为今长洲岛，水道较为狭窄。“以琶洲塔为航标，若能观测到其左侧Nº.3位置的山坡可以确认通过下浅滩的安全位置。”继续行驶一段距离后，“若视线可以穿过琶洲塔，观测到其左后方Nº.2位置两个山峰交叉处，可以安全通过下浅滩”。当航行至大蚝沙尽头时，“可以看到位于Nº.1位置的琶洲塔，可以确认安全通过上浅滩”。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本航海指南。这类航海指南一般与东印度公司测绘的航海图结合使用，它们利用地文导航的方法指引商船通过关键河段。为方便导航，这些航海图和航海指南对珠江两岸的地标逐渐形成了简单而固定的称呼，并详细标注了珠江口航道的水深情况。一份1852年的航海指南完整说明了外国商船避开大蚝沙的方法。“当看到黄埔塔位于一大片丛林或丹麦人岛(今深井岛与长洲岛)山峰背后时，说明船只在接近大蚝沙下方的浅滩……通过这片浅滩进入航道的方法是观测黄埔塔的位置，当看到它好像是位于一座大山斜坡上的时候，就是进入航道的标志……直到黄埔塔可以对着对面或南岸的陆地为止，这样就可以放心通过大蚝沙上方的浅滩了。”大蚝沙的浅滩十分危险，有些地方在低潮时能露出水中的沙石，商船容易在此搁浅。通过观察琶洲塔的位置变化可以使外国商船安全通过此处危险水域，安全到达黄埔港。在进入黄埔港的过程中，通过大蚝沙后还有一块名为“布伦瑞克礁石”(The Brumswick Rock)的险礁—因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布伦瑞克号商船在此触礁而得名。布伦瑞克礁石靠近珠江北岸，仅有南侧狭窄的水道可以通行。因此要注意利用江岸景物确定船的位置，“若商船位于礁石北侧，则可以从船上观测到的琶洲塔位于船西北的二分之一方向”。
清代琶洲塔是外国商船地文导航驶入黄埔港的重要航标与地标。航海图与航海指南文献展示了外国航海者前往黄埔港的航海方法，通过在船上观测琶洲塔的位置可以帮助外国商船避开珠江口航道的一些礁石险滩，顺利到达黄埔港。在外国航海者眼中琶洲塔与黄埔港是一个整体，并在清代珠江口航道交通中发挥着航标塔的作用。
四、清代珠江口航道三塔与外国人眼中的琶洲塔
清代外国商船溯珠江到达广州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珠江两岸的莲花塔、琶洲塔、赤冈塔等数座宝塔，它们既是外国商船地文导航的标志，也是外国人眼中广州珠江口航道的重要地标。格雷夫人在家书中写道：“我初次见识了珠江河上美丽的自然风光，有宝塔，有当铺的高高碉楼，还有无数外形奇特的中国船在河面上。”清代的外国航海指南、航海图和画作都反复出现了珠江口航道三塔的形象，它们成了外国人了解广州、认识中国的窗口。外国人对琶洲塔的认识始于他们对“三塔”的整体印象，而黄埔港的繁荣使琶洲塔更为外国人所熟知。
莲花塔修建于琶洲塔落成之后，最早因其立于石砺山(今莲花山)上得名“石砺塔”；后又因该山东面有石壁状如狮子，因此山亦名“狮石山”，塔亦名“狮子塔”，至近代才逐渐被称为“莲花塔”。明时石砺山扼珠江海口，“高耸二百余丈，广袤十余里，四周皆海，屹立中流，下即狮子洋……形家言以山有五兽锁截下流，为巨海捍门，关系会城风水”。石砺建塔始于万历四十年(1612)，此举与明中后期官府勒禁地方劣绅在石砺山盗石以维护穗城风水有关，“明时有南海监生庞瑞业、生员郭琦等冒认税山，招商采石，伤地脉，人文罹扼。万历四十年邑(番禺县)举人李惟凤、刘如性、林彦枢、崔知性、梁瑛等告官封禁，复建浮屠其上，今呼‘石砺塔’。塔高九层，山在琶洲之下，虎门之上”。番禺地方士绅通过禁盗石，建浮屠，寄托了维护珠江海口风水形胜的愿望。而赤冈塔始建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三塔中最晚落成的，位于琶洲塔之西，因其位于广州城外东南的赤石岗上而得名；又因其旁有磨碟沙涌，亦被称为“磨碟沙涌塔”。赤冈建塔亦出自地方士绅壮风水、促文昌的意图，“万历四十七年，直指王命璿谓建浮屠赤石冈壮捍门文笔于形家”。建塔未半，工程因资金暂停，后由南海县籍户部尚书李待问促建成于天启年间。
三塔既成之初，与浮丘、海珠、海印三关(三石)构成了捍卫珠江口的风水格局，“形家者以为中原气力至岭南而薄……其东水口空虚……法宜塔补之……于是赤冈为巽方而塔其上……其东二十里有潖洲……而虎门之内，又有浮莲塔(莲花塔)以束海口，使山水回顾有情，势力愈重”。随着清代广州贸易的开展，除琶洲塔外，莲花塔、赤冈塔也逐渐与珠江口航道联系起来，它们逐渐发挥着珠江航标的作用。莲花、赤冈二塔在清中期已多见于外国航海图(见图3)。其中赤冈塔位于黄埔至十三行之间的河段，外国商船不得驶入，因此其仅为货运舢板、商人等从黄埔前往十三行途中的航标。而莲花塔临狮子洋与虎门，镇扼珠江海口，为航道要冲，“狮子山屹立中流，虎门蹲踞海口，为夷船聚泊之所”，因此起着一定的导航作用。狮子洋一带礁石暗布，位置险要，因此商船需要利用莲花塔进行地文导航以绕行暗礁、浅滩(见图6)。“莲花塔可以为商船标示二道滩上游(Second Bar)的位置”，因此也被外国航海者称为“二道滩塔(Senond Bar Pago-da)”。此外，通过观测莲花塔处于正确的方位，还可以确保商船绕行布伦瑞克礁石的上游。明末以来，从珠江口溯江而上，莲花塔、琶洲塔、赤冈塔，三个航标塔就像三张桅杆，不仅作为海上航行的重要参照物，还给外国人留下了对广州美好的印象。亨特在《旧中国杂记》写道：“外国人溯江而上前往广州，过了虎门以后，往往就会被沿途看到的几个高耸的宝塔所吸引。……在广州至黄埔之间就有两座最好的塔。离广州最近的一座被外国人称为磨碟沙涌塔，另一座是黄埔塔。”由于广州体制的管控，大部分外国船员、水手在黄埔居留时间最长，又因琶洲塔是黄埔港的重要航标、地标，因此对琶洲塔的认识更为深入。
图6利用莲花塔、浮莲塔导航示意图
当外国商船进入黄埔港后，除商人可以继续前往广州商馆区开展贸易外，其余的船员、妇女只能停留在黄埔附近，不得随处活动。距黄埔港不远处的琶洲塔是他们目力所能及之处。外国对琶洲塔的介绍性文字与图画多见于清中晚期，对琶洲塔及其周边景观有不少的描述。《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描述：“琶洲塔，外国人习惯称之为‘黄埔塔’，位于城市东面约40英里处的小岛上面，岛的形状像琵琶，约50英尺高，上面有三个小丘，因此得名琶洲塔。琶洲塔的建造得到官府的允许，共九层，最初被称为‘海鳌塔’。塔的北边是一座供奉北方神灵的院子(即北帝宫)，和一座供奉着深渊怪兽的圣殿(即海鳌寺)。”这段描述与乾隆《番禺县志》的记载极其相似，都基本介绍了琶洲塔建造的背景和附近几座神庙的情况。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下，外国人多从宗教角度了解琶洲塔背后的文化内涵。“黄埔附近的宝塔有九层，高达170英尺……琶洲塔是一座著名的宝塔，建于公元1600年左右……它具有宗教性质，与宗教机构有联系。”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的开放，使外国人得以进入黄埔和广州，琶洲塔是清代外国人了解广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尽管很多认识带有中西文化差异的隔阂，但琶洲塔依然是他们眼中羊城的风物标志。
合法的广州贸易体制下，外国商船需要在黄埔港卸下船货，并用舢板将货物运至十三行，途中会经过琶洲塔。因塔在广州城与黄埔之间，琶洲塔也被称为“中途塔(Middle Pagoda或Half-way Pagoda)”。“黄埔塔坐落在一条小溪(今黄埔冲)的岸边，这条小溪连接着广州主要的河流，位于广州和黄埔之间，大约有10到12英里的距离。在广州的欧洲人根据塔所在的位置，将其命名为‘中途塔’。”“中途塔位于黄埔和广州之间，它有非常漂亮的结构，装饰得很漂亮，完全是白色的，应该是由陶瓷或白色的釉面构成的。”广州贸易时期的琶洲塔地处黄埔港至广州商馆区航道要冲，作为中途的航标为外国人所熟知。而晚清广州贸易下并非仅有合法贸易，当时的非法走私也相当猖獗。
随着澳门作为鸦片走私港的衰落，嘉道间黄埔港的鸦片走私大行其道。携有大量鸦片的外国商船在黄埔锚泊时趁机与中国买家进行非法交易，如“(1814年)8月间……在黄埔的散商船上则发现同样的鸦片约250箱”，交易完成后，这些鸦片由小艇转运至窑口暂贮，或运至十三行、联兴街等处巧立名目售卖。这些小艇时常穿梭于黄埔港与十三行的水道河汊间，“(1820)10月2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埃塞克斯号’(Essex)的一只小艇从黄埔驶往广州途中，船上只有舵手和五名小童，被一只海关小艇拦截搜查。发现一个瓦罐内有马尔瓦鸦片10-12磅重，并将其没收”。这类走私活动常有周边地方土棍、疍民，甚至乡族参与。道光十七年(1837)，给事中姚庆元奏报开设窑口的人中有“风闻有赤沙广一名，姓徐，番禺县沙湾司人……又王振高一名，亦系沙湾司人，走私起家”。他们组织严密，且熟悉水道河汊，沿途建立走私据点(窑口)以躲避官府的追查。一些外国文献披露了在琶洲塔附近的小河就有一处走私据点。“从高大的黄埔塔俯瞰，有一条小一点的河，有一两条小河从较大的那条支流分出，在分开的溪流的水田和灯芯草上可以看到走私者的桅杆，它们聚集在一起，让它们的主人计划下一次的夜半探险。”“走私者的大汇合点在黄埔冲与珠江交汇处下面一点，几乎就在黄埔塔的对面，以便随时准备沿着任何一条小溪流往下走。”琶洲塔(黄埔塔、中途塔)附近河汊密布，水网复杂，黄埔冲的支流远离珠江主航道，地方走私者可以藉此躲避官兵的巡逻和搜查，逐渐形成了走私的据点。广州贸易后期的走私活动往往内外勾结，琶洲塔也成为走私活动之地。
清代广州中外贸易的繁荣，使外国人深入认识了琶洲塔，又因清政府严格的对外管理政策，琶洲塔作为黄埔附近的景观，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重要标志物。外国人以他们的思维理解琶洲塔所具有的宗教文化内涵，并以此推及中国文化中“宝塔”的形象。从黄埔深入广州的过程中，琶洲塔作为途中航标被外国人进一步认识。而广州贸易后期的走私活动，又使外国人眼中的琶洲塔(中途塔)成为走私据点之地。总之，清代外国人眼中的琶洲塔与珠江口航道密切相关。
五、结论
琵琶洲地处珠江水道要冲，地理位置特殊，地方官绅以堪舆的理论营建琶洲 塔，体现了其风水塔与文塔的作用。宋元明的琵琶洲扼港口要冲，而清代珠江口向东延伸，琵琶洲作为广州外贸港口的地位也被黄埔港所取代，清人的诗文描绘了琶洲塔作为广州海上贸易象征与羊城风物的形象。取代官绅建塔的行商潘仕成、伍崇曜积极参与重修琶洲塔，他们对外贸易受惠者的身份，巩固了琶洲塔与广州对外贸易关联的形象。由于琵琶洲与黄埔洲空间位置相连，使外国航海图与航海指南中出现了黄埔岛的概念。为方便导航，外国人将琶洲塔命名为黄埔塔，作为商船驶入黄埔港的航标。琶洲塔与黄埔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使外国人将琶洲塔视为羊城风物与地标，故琶洲塔不仅是一个风水塔、航标塔，还是清代珠江口航道上的重要地标。
责编：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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